2025年11月16日，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、经济学院教授孙永平做客湖北卫视《支点周刊》栏目，解读麋鹿保护背后的治理框架和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现代化的核心要义。

主持人柳芳：孙教授，我们看到了保护麋鹿背后具体的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。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抬高一些，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，麋鹿保护的成功实践，是否为我国处理更多复杂的生态治理问题，蹚出一条可复制的路径？这里头最值得总结的“中国经验”是什么？

嘉宾孙永平：麋鹿保护不仅是一个物种拯救的奇迹，更是一个生态环境保护的范式成功，背后有一个清晰的治理架构。总结起来，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是“顶层设计”与“持续行动”相结合的战略合力。麋鹿保护并非一时之功，是长达40年的久久为功。对于麋鹿保护这种跨流域、跨区域、跨任期的重大生态环境工程（如流域治理、生物多样性保护），必须依靠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，确保工程的科学性、连续性和稳定性；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持续行动，确保政策、资金和资源的持续投入，形成“自上而下”的战略合力。

第二，是“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”的协同体系。政府扮演着主导角色，提供了政策供给、资源投入和效果监管；研究机构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；市场提供了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的重要渠道，形成多元协同的保护合力。

第三，是“社区共建与民间参与”的共生体系。麋鹿保护并没有将当地居民视为局外人，而是通过建立保护区、发展生态旅游等方式提供就业岗位，将他们的利益与麋鹿的命运紧密相连，让地百姓从“旁观者”变成了“受益者”和“守护者”，形成利益共生的内生动力。

第四，是“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”辩证统一的发展观。 麋鹿保护没有就保护谈保护，而是将其与湿地生态系统恢复、生物多样性维系乃至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，探索出了一条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化、旅游等绿色发展动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
因此，麋鹿保护的成功路径告诉我们，面对复杂的生态治理问题，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需要具备战略远见、系统协同、科技支撑和包容政策。这套“中国经验”完全可以，也正在被应用于长江大保护、双碳目标实现等更宏大的国家生态治理工程之中。

主持人柳芳：孙院长，我们现在总在说一个词：生态文明，其实谈生态文明，最终是在探讨一种新的发展观。那么，从麋鹿的故事里，我们如何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？如何读懂“中国式现代化”中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这一核心要义?

嘉宾孙永平：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，它触及了发展的本质。麋鹿从本土灭绝到种群复兴的完整故事，正是我们理解“新发展理念”和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”的一个绝佳案例。

首先，麋鹿的故事生动诠释了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的新发展理念。麋鹿保护需要依靠科技创新赋能，需要协调流域发展，需要构筑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态安全屏障，需要开放配置全球资源，需要全民、全球共享保护成果。

其次，麋鹿的故事深刻阐释了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现代化的核心要义。“中国式现代化”摒弃了西方一些国家先污染后治理、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，强调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的四维协同。麋鹿的命运，曾因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、战乱和生态破坏式增长而在本土灭绝。它的复兴，恰恰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觉醒同步。这雄辩地证明：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，其文明的繁荣必然建立在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。必须在发展中保护、在保护中发展。我们为麋鹿重建家园，实际上也是为人类自己重建家园，麋鹿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着人类自身的命运。

麋鹿，这曾在中国消失的“天涯客”，如今已成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“代言人”。它的命运起伏与伟大复兴，正是中国从传统发展观向新发展理念转型、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化老路的“中国式现代化”的最生动、最温情的见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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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(视频转发于长江云新闻）